《狂飆一夢》製片賴珍琳觀察報告

 

仁川和東京提案會簡述：

 

 

《東京提案大會提案現場中場休息》

 

仁川：多為偏向獨立製片電影類型的提案，但也有部分提案的有濃厚的電視敘事色彩。韓國現在也像台灣一樣，舉辦具有特色的「國際影展」，除了最大的釜山影展之外、還有DMZ影展、全州電影節、女性影展...等等。這些影展都有代表、以及所有與電影相關的單位，都有代表來Docs Port  Incheon，感受到他們凝聚力很強。不同於劇情片產業的強勢，韓國紀錄片提案團隊感覺都比較單打獨鬥、獨立性格高，但又有流暢豐富的影像能力，唯議題掌握能力的水平比較不整齊。

 

東京：「主題清晰的電視紀錄片」是其主流類型。Color of Asia 2014與2015的徵案主題是：「奮鬥的女性—她們的夢想（Women in Struggle — Paving the way for the future）」。2016與明年2017的主題則是：「孩子，掌握未來！（Children，Seize the Future!）」。如此可為日本的獨立製作公司，創造更多國際合資的經驗與能力。這一集二十五分鐘的節目，須製作日語字幕的NHK版，與英語字幕的國際版，一共兩種版本。NHK版由NHK以「先期購買pre-buy」的合作模式採購，版權是NHK的；國際版的版權則是由當年度參與此計畫的所有亞洲與日本製作公司，共同擁有。特殊之處在於，NHK是以高於一般「先期購買pre-buy」三倍價格，採購這些影片，因此，亞洲導演們可以將這筆金額，當成發展影片的第一桶金。若同一題材未來要發展成長片，只要影像素材的重覆性不高、故事線與主角不同，片名也更改的前提下，就沒有法律問題。

 

    仁川提案大會對於本國人才的培育，著眼於導演人才的養成，也就是讓韓國導演的提案被國際市場接受；然而東京提案大會，讓我感受到日本人「製作力的展現」，他們對於國際化的想像，已經到了是以培養日本獨立製片公司的國際合資能力為目標了。其實，在國際提案大會上，以組織故事的方式而言，我覺得，「議題清晰的電視風格紀錄片」比「作者導向的電影風格紀錄片」，更容易得到國際評委的青睞；然而，在影像風格上，幾乎所有評審都喜歡有「電影視覺語言」的案子。

 

    今年Tokyo Docs與往年最大不同之處，在於獎金特別豐厚，共有四個「Excellent Pitch Award」，獎金從50萬日圓到30萬日圓獎金不等，第一名的Excellent Pitch Award可以去IDFA。最後宣布兩個大獎「Best Pitch Award」與「Best Asia Pitch Award」，各自得到100萬日圓獎金，引起現場一片驚呼。

 

《狂飆一夢》團隊與加拿大蒙特婁製作公司EyeSteelFilm製片人鮑伯‧摩爾(Bob MOORE)

    

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挑戰：

 

    印象深刻的是，Nick Fraser(前BBC4「故事村」委製評審)經常對提案者提出一個建議：You have to contextualize it. 必須把事件／現象背後的社會狀態，以最清晰簡單的方式快速介紹。讓人明白，主角會有這樣的難題與或是這種反應，是什麼樣的社會文化環境所造成的？這些背景介紹又不能過於冗長，喧賓奪主遮蔽了主要人物故事。是主創方的一項挑戰。

 

亞洲作為一種方法，西方觀點作為一種介面：

 

    雖然《狂飆一夢》入選了WINDOC專案，其任務就是讓影片能具備被國際市場（主要是指西方）接受的潛力。但在今年五月導演工作坊與七月製片工作坊中，我們的感想卻是，西方觀眾或許對於《狂飆》所探討的議題：「台灣在邁入民主化過程中，草根運動者所付出的犧牲」感到興趣，但是我們依然得到來自台灣、中國的講師們的熱烈回饋；同時也有講師提醒，日本與韓國與台灣的文化與歷史進程較為接近，我們的題材他們或許會比較有興趣。（之後，導演廖建華的上部作品《末代叛亂犯》傳來入選ＤＭＺ影展消息，更加深我們的想法：《狂飆》核心的國際觀眾可能會是在東北亞。）

 

    然而，當我經歷過仁川與東京提案大會之後，卻又有不同想法。的確，亞洲國家之間，受到近代歷史的影響，有許多社會與政治發展的共通性，比較容易理解。但是，對於新世代的觀眾而言，他們對於自己國家的歷史都感到陌生了，更何況是臨近國家的歷史。因此，我獲得一項領悟：要把年輕的台灣觀眾某種程度當成西方觀眾一樣對待，我們還是必須建立更多的資訊介面，才能讓他們容易理解故事。

 

    此外，我還感受到，亞洲的電視台對於紀錄片的判斷，會著重社會關懷與教化；歐洲的紀錄片觀眾已經相當成熟，並且比較會做批判性思考，因此不會單純只從一個有趣或熱鬧的現象中得到的滿足，他們需要更深度的分析反思。

 

未入選仁川及東京提案會的省思：

 

    一個提案若沒有好的英文片名，絕對不可能受到國際青睞；然而，找不到適當英文片名的原因，不是在於英文好不好，而是始終沒有以西方世界的角度，用最直接清晰的方式，來思考、介紹案子。英文片名絕對「不應只是」中文片名的翻譯。好的中文片名要有意境，但是好的英文片名一定是一語道破重點，這正是兩種語言文化本質上的不同。這件事是我作為製片人卻沒有讓《狂飆》能夠入選今年仁川與東京提案大會，反省後的心得。因為，當我單獨面對一位外國顧問，需要在五分鐘內介紹完自己案子的時候，第一個引起對方反應的關鍵，就是案子的名稱，若第一句話對方就不想聽下去，後面最多也是禮貌性的敷衍。所以，英文片名，就是比Logline還要更畫龍點睛的短句，是影片題旨的直接指涉或最佳譬喻。

 

台灣缺的是製作人才：

 

    在這兩個國家的提案大會，我們認識了不少東南亞、南亞甚至中亞國家（如印尼、緬甸、菲律賓、越南、寮國、印度、孟加拉、不丹、阿富汗、尼泊爾）秀異而傑出的獨立導演，他們在語言能力、影像能力上都已具備嫻熟的表達能力，擅長以人物故事引出國家與社會的狀態，並且很年輕就已經有國際合製、國際交流經驗。而且這些影人大多數已經與「兼具國際視野、以及在地事務理解力」的製片合作了。或許也是這些製作人為他們帶來更多國際機會與更高遠視野。

 

    我認為，台灣導演的能力與熱情，並不遜於日韓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影人，但有心累積紀錄片製作人專業的人才比較少，更不用說具備國際經驗與視野了。我指的是能有決策能力與資源的監製（Executive producer）與製作人(producer)，不僅是執行製片(line producer)。這種情況下，許多大型跨國紀錄片計畫，若需拍攝台灣題材，都會是由新加坡、日本、中國公司承接案子，只將台灣部分外包給台灣影視工作者，也是一種「代工宿命」。

 

    唯有製作人，才能扮演「凝聚產業力量、創造工作新機會」的角色。很感謝WINDOC計畫的培訓，我也期待自己一步步，具備這些能力，成為台灣影人的重要合作夥伴，甚至未來還可以與日韓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影像團隊合作，成為真正的國際化製片。

 

《狂飆一夢》訪問Tokyo Docs委員之一加藤成子，關於「Colors of Asia」的起因與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