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川和東京提案大會觀察日誌＿廖建華導演
《狂飆一夢》導演廖建華觀察報告
《狂飆一夢》製片賴珍琳（左），導演廖建華（右）
獨立製片的機會與可能性：國際提案與合製的初略思考：
我的上一部作品《末代叛亂犯》，除了未有院線上映與發行外，算是有了一次電影製作流程的完整經驗，對我而言，是極為幸運的一次，但我不禁思考下一部片還如何能有這麼多幸運，假如未來我仍舊渴望藉由拍片來創作，需要有哪些個人的成長，與團隊合作經驗的學習，又需要怎樣的資源。
所以新片田調的前期，便萌生與專業製片合作的想法，並一起申請了國藝會和CNEX合辦的導演與製片培訓計畫，十一月與《徐自強的練習題》的製片、導演，一同前往仁川與東京提案大會觀摩，希望能看到獨立製片的其他可能。
在本文，我將從獨立創作者的角度，先整理幾個當初在拍攝《末代叛亂犯》時，讓我感受到侷限與力有未逮的狀況，這也許也會是和我一樣剛開始想嘗試拍片的獨立製片者，可能遇到的問題。接著，我將進一步分享我在兩個提案大會，所觀察到或試圖理解，如何為作品創造不同可能性的思考。
為何需要製片或合製：
以下是我經過半年工作坊培訓，以自身經驗去理解為何自己需要製片或合製的想法。
首先是拍攝內容的討論，開始拍攝一部紀錄片可能有很多原因，往往想藉由影音和敘事，傳達很多的訊息，但最核心想表達的是什麼，想說的故事是什麼，怎麼說這個故事，相較既有的同類型影片哪裏不一樣，成品是否或如何和上述幾點，有落差不大的呈現。一部片的完成可能是兩三年，對我而言，創作是面對自我的探究與需要，不可能不搞清楚知道這些提問，工作坊便是不斷練習的過程，製片亦能幫助導演提出這些問題，畢竟面對潛在的投資者與合作者，也要能言簡意賅地傳遞給對方。
再者，影片完成後有許多播映方式與可能觀眾，如能與對此有一定程度瞭解與實務經驗的製片討論，進行規劃，便能減少一些機會的錯失，並讓影片有更多交流的可能。以影展來說，如何在不同性質取向的影展中規劃參展，因為並非所有片子都要前往三大影展，甚至有些題材適合製作成半小時或一小時的電視紀錄片，但電視台也會因為所屬的國家與觀眾性質不同，有不同的需求。此外，不論議題取向或藝術取向，區分本國觀眾與外國觀眾也十分重要。這些都沒有好壞之別，對我比較是選擇問題，也許可能兼容，或剪出不同版本以供需求，但也同時增加成本。
最後是資金問題，常見的來源為國家補助、電視台合製、大眾募資、私人贊助、委託製作，但對當初剛開始拍片的我，對上述兩點皆無法表達與規劃的很好，所以皆未成功地申請國家補助，而是藉由大眾募資與私人贊助完成，但往後的每部片，並非都能如此幸運地依循這個途徑。紀錄片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利潤，頂多是工錢，我之所以考慮資金的多重來源，是希望自己能不只拍一部片，就沒有後續，而這就不只是資金的問題，在工作坊、提案大會、影展派對，都可能碰到潛在的資源，提供拍下一部片的機會。
仁川提案大會：
仁川提案大會分成Korea-Pitch和Asian-Pitch兩個單元，前者顧名思義，是專給韓國影人，今年挑選了八個提案，有相當程度保護本國影人的意味，後者則給其他亞洲影人，共挑選了十個提案，黃惠偵導演的《我和我的T媽媽》與廖克發導演的《不即不離》都曾分別於2014和2015年在Asian-Pitch提案。
正式提案外，有一個Rough Cut Sales的單元，挑選了五部完成初剪的韓國紀錄片，播映十分鐘版本，已非提案片花的長度，導演不需上台說明，現場有興趣合作者可私下洽談，五部影片皆是過去的提案。更特別的是，所有提案結束後所頒發的獎項，有些並不給予獎金，而是許多後期技術如混音、調光，甚至是行銷、影院放映等項目，也就是說，大會獎項不單是獎金，也有促進外國影人與本國產業交流的企圖。
東京提案大會也許因為NHK風格的原因，片花的風格都更接近電視紀錄片的需求，諸如全知的旁白、易於外國觀眾理解的剪接敘事、快速吸引目光的題材等等，仁川提案大會則較無這樣的元素存在。但出國觀摩前，我即對於在已開發國家的韓國與日本，相較於中國等開發中國家，影人們都拍攝怎樣的題材。
《A War of Memories》和《Optigraph》都屬於歷史題材，之所以拍攝的原因都是家族長輩是其中的當事者，片花中除了事件的講述，亦有更多被攝者與拍攝者狀態的畫面，另外有三個提案可被歸在罕見疾病與家庭暴力的類別。但以上這些類別，通常需要清楚呈現出和過去相似題材紀錄片，有何不同。像《My Daughter’s Toe Walking》即是由導演作為母親的腳色，拍攝五歲女兒為何先天用腳趾走路的心路歷程。
《The Con Artists》則是一部講述駭客可能入侵2012年韓國總統大選的調查式紀錄片，片花剪輯的手法也十分美式，能迅速引起注目，也讓同行影人們不約而同地聯想到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兩顆子彈事件，相較之下更曲折離奇，但此類型紀錄片因為涉及調查風格與科技元素，在台灣極為少見。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Little Girl Blue》，此片講述一位智力不足，只有二級的女孩(約六歲程度)，希望可以成為知名吉他表演者的故事。觀看片花的當下，不只是觀看主角如何學習吉他困難的心路歷程，而是主角因無法打破和世界的隔閡，產生了許多情緒的波折與挫敗，令我好奇主角所感知與認知的世界，到底和智力正常的人們有何不同，又是否能帶給我們更顛覆性的觀點。
仁川提案大會多數的組別，都至少有一人使用英文報告。每組片花的製作皆有一定水準，影像的品質與運鏡皆不馬虎，有些項目甚至不是第一次提案，雖然未更深入了解每組是否都經過提案訓練，抑或有何產業或政策的支持，但身為外國人，對多數提案的影片都是有興趣的，並不會因為不諳韓國政經文化而難以進入。
《仁川提案大會影人交流晚宴》
東京提案大會：
東京提案大會是由日本ATP（ASSOCIATION OF ALL JAPAN TV PROGRAM PRODUCTION MOPANIES），也就是日本大大小小的製作公司合力舉辦，其特殊之處在於，希望能促進日本的製片公司與亞洲不同地方的影人合作，也就是說，有別於國家單位的策劃，是由製作公司群自發舉辦，跨國交流的主體不是影人，而是日本的製作公司群。
東京提案大會主要分成正式提案（Pitching Section）與彩虹亞洲提案（Project Pitching for Colors of Asia），後者是從前者分出來，每部成品約25分鐘，專給非日本國籍的亞洲影人和日本電視紀錄片製作公司合作，所以提案當下的發問人，都是製作公司的代表，這也是本次觀摩最令同行影人們驚豔的計畫。
彩虹亞洲提案最後的成品會在NHK播出，但特別的是，扮演共同製作的並非NHK，而是日本其他製作公司，但資金卻由NHK以預購播映權五年的方式出資，亦即NHK並無成品的版權，更特別的是，拍攝的導演能享有在其國家屬於片子的任何版權，並同時擁有同期入選的其他國家導演成品的版權。
提案大會的第一場論壇，即邀請2016完成的四部作品的日本製片與外國導演進行對談。開場不久，其中一位製片便提到，國際合拍的原因，是因為可以拍攝到日本製作公司拍不到的內容，一般海外拍片只有二到二十天，其中一半的時間必須要尋覓適合的主人翁，但如果有在地的合作導演，效率更高，也因為是在地，溝通相較之下也會順暢，但雙方實際的合作狀況也令人好奇。
《Beyond the waves -Bangladeshi Surf Girls-》是一部講述一位孟加拉女性面對鍾愛的衝浪，和丈夫所帶來的困境的故事，雙方的聯繫一開始以郵件，後來用Skype網路開會接近二十次，拍攝過程製片皆未到現場。導演之前都是獨自完成一部作品，也是第一次與製片合作。導演說，起初有點擔心，也有壓力，因為日本製作團隊很嚴格，但第一次與製片見面，覺得製片能靈活應對，對其想法也尊重，目標皆是希望拍出好故事與做出好作品，給予導演很大的自由，過程也會一直問導演怎麼想，通常也是拍攝完直接向製片匯報。製片特別提到，因為自己也當過導演，跟很多製片合作過，所以盡量避免導演不喜歡的方式。
在作品剪接的合作上，導演說不會因為這是他的作品，就不聽別人的意見。影片會剪出四五個版本，製片會依哪邊不好，或主題不明確而給意見。最後確定了一個小時的版本後，邀請在洛杉磯的同事看過一遍，以導演角度而非製片角度問了各種問題，接續把許多鏡頭縮成一個，在方向與思想沒有改變下，縮成25分鐘。
至於拍攝進度上遇到的困難，導演認為是日本人比較心急，以此片來說，因為需要跟主要的丈夫和婆婆搞好關係，便等了一個月，與原訂的時程有所出入。我想導演會特別提出此點，是因為現場製片被問到未來可以改善的一點，或多或少都十分希望外國導演可以準時交出素材。此外，導演特別提到，在孟加拉國的紀錄片，就是一直說話，沒有故事起伏，但年輕一代不只是想這樣，而是懂得可以有不同手法講述，比如說如何以主人翁為中心，去講述周圍環境，並考慮幾個元素，加上社會等的元素綜合考慮。雖然我並不了解孟加拉國的紀錄片拍攝環境，但顯然這樣的合作，對導演產生不少衝擊，尤其片中的主角是孟加拉第一位女性衝浪者，也自然意義非凡。
另一個日本製片會擔心的，便是導演拍攝的故事與素材是否完整，雖然對海外觀眾來說，NHK可能旁白太多，音樂太搧情，但許多導演喜歡用電影的方式拍攝，卻容易讓日本觀眾看不懂，通常需要人物介紹、故事介紹等等，此時便可能需要追加拍攝，但又容易變成訊息節目。但另一部作品《Smiling Women of Banda》講述一位印度婦女，在不同偏遠村落之間掘井的故事，導演則堅持不使用旁白。但就NHK內容開發中心的說法，這部片吸引很多二十多歲的女性觀看，並獲得不錯的收視率，這也讓製片們思考，如果太強調NHK的拍攝手法，是否也會讓國際合作打了折扣，如何融合NHK的電視需要，與各國導演本身風格，會是接下來的課題。
正式提案共有二十個項目，其中日本影人便包含了十五個，比仁川提案大會的比例更高。整體觀察下來，題材種類十分多元，也都有其亮眼之處，多數也是發生在日本這樣已開發國家的故事，但台下的發問也更為要求。以機器人陪伴老人為故事的《Hug Me, Robot!—The Future of Elderly Care》，便被問到如果聚焦在研發的過程，或是如何應用機器人，是否迴避掉人與人或與機器人之間信任感的問題。又或者像《”Cool Japan” Buddhism》是講述一個在日本年輕人之間，最近興起的佛教的故事，導演原本的企圖是，希望看透過這個佛教，年輕人會有怎樣的改變，但對於歐洲而言，直截聯想到的便是年輕人的精神空白現象，所以故事應該不是這個佛教具體是什麼，而是年輕人內心為何不安定的問題。
也就是說，發問者們對題材的要求不只在於介紹未知或新奇事物，介紹僅只是讓不同國家文化的人可以進入影片情境，更希望看到的是導演藉由作品，能對人類生活能帶來怎樣不同的思考，這才算是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