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川和東京提案大會觀察日誌＿蔡崇隆製片
《徐自強的練習題》製片蔡崇隆觀察報告
連續參加仁川東京兩個國際提案會，很像參加一個提案戰鬥營，雖然是觀摩，但行程和提案者幾乎是一樣的，每天過著趕場和嗑咖啡的生活，雖然辛苦，收穫也不少。那種疲累但還算充實的感覺，只有多年前擔任金馬獎評審時的馬拉松看片會可以比擬。
我參加過CNEX舉辦的北京工作坊和CCDF，這是第一次參與亞洲其他國家辦的提案會，感覺韓國很有效率，A-Pitch具有亞洲視野，K-Pitch鼓勵了韓國的紀錄片工作者。日本的議程安排相當密集，年度提案會競爭激烈，日本提案者占多數，但題材不限於本土，例如奪得最佳提案獎的“I‘m CODA”,就是一個美國聽障家庭的二代故事。
即將邁入第三屆的”Colors of Asia”,是NHK預購播映權，日本製片搭配亞洲各國導演進行國際合拍的嘗試，既為NHK延伸了亞洲節目觸角，加強日本製片公司的跨國製作經驗，間接也培養了亞洲各國導演的國際合製能力，可謂各取所需，互謀其利。
兩地提案會各有所長，也與台灣CCDF以華人為主（東京提案會主辦方不諱言曾以CCDF為師），在亞洲形成不同的市場區隔。不過很明顯的，韓國提案會有政府及各地電影基金會的有力後援，而日本提案會則有超級媒體NHK的後盾，加上整合全國主要製作公司的聯盟ATP共同合作，就能展現一定的實力，吸引各國Commission Editors及優秀提案投入。台灣提案會如果要再向前邁進，文化部應該要考慮重新分配目前以國內提案為主的電影輔導金及紀錄片補助資源，汲取CCDF的開創經驗，結合台灣公廣集團及民間製作公司資源，成立一個國家級的提案平台，定期舉辦國際提案會的同時，也可以制度性地設立台灣Pitching 單元，讓台灣紀錄片工作者得到更多的磨煉機會，開拓國際視野。
韓國目前強大的電影產業，也帶動了原本在地的紀錄片題材國際化，透過編導的獨特觀點及優秀的製作能力，我在Rough Cut Sales單元看到描述韓國小眾龐克團體如何挑戰保守政治體制的“Bamseom Pirates Seoul Inferno”，以及從年輕導演拍攝自己中產家庭而衍生出的韓國政經發展省思”Family in the Bubble”，都是既有批判力道，又有影像厚度的作品。
日本紀錄片提案會的前身是日本電視論壇，加上NHK發展數十年的紀錄片模式，不可避免地影響著提案者的思考，所以我感覺日本提案會的題材與格局，多半傾向迎合電視紀錄片的觀眾需求。許多歐洲的編審也是出身電視紀錄片的脈絡，所以對導演的要求差距不大，但歐美電視觀眾的開放性通常高過日本觀眾，因此在東京提案會入選的案子題材還不至於太保守。基本上這沒什麼對錯，只是各國不同影視文化對提案會必然帶來的影響，建議台灣提案者準備出國參賽前，也要看到這樣的差異，才不會搞不清楚評審們的關注重點。同時應附帶一提的是，NHK資深製作人不斷強調，在國際合拍的潮流下，其實NHK也在努力學習，希望未來能發展出融合亞洲文化及日本特色的新紀錄片文化。
反觀台灣公共電視，限於資源不足及主事者的視野問題，在國內紀錄片人才的培力上近年來偏向消極，國際合作方面，則多半是透過購片，或聘任歐美知名導演來拍攝在地題材，實質影響力與日韓媒體無法比擬。未來如能更深度參與國際提案平台的建構，有計劃的培養年輕導演的提案能力；或規劃適當主題，邀請台灣製片人和東南亞導演合作，發展出類似Colors of Asia的國際合作關係，才能強化公視的體質，並協助提升台灣紀錄片的國際競爭力。
《仁川提案大會現場》
在仁川提案會和東京提案會中，除了參與開會，我們也實地採訪兩方的主辦人員，了解其整體的運作及未來發展的方向。還有就是利用空檔交朋友，及介紹團隊目前的作品。
我與紀岳君導演一向關心獨立媒體與獨立製片的發展，所以特別訪問了韓國獨立影片影像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Korea independent film and video，KIFV)執行長高英在，希望從他的組織經驗中學到一些可在台灣發展的概念，他畫了很清楚的架構圖給我們。而紀導的“徐自強的練習題”，目前已完成針對台灣觀眾的版本，但這個在地司法人權的題材，如何能吸引國際觀眾的眼光，也是此行請教國外編審及製片人的重點。日本製片認為冤獄題材各國都有，除非能找到徐案中具有普世價值的人性情節，不然較難跨出國界。德國資深製片人Antjed對人權議題一向關注，她願意和同事在看過全片之後，再對我們提出具體建議。另外，我們也有機會和因“Prison Circle”入選提案會的日本導演坂上香多次交流，希望未來可以邀請她的作品來參加台灣的”殺人影展“。
我自己目前在台灣推動反空污議題的“脫口罩，找藍天“影像行動計劃，剛好在參加日本製作公司介紹會時，聽到Temjin公司的過去作品也關切PM2.5問題，所以主動向社長鐘川崇仁介紹我們片花，沒想到他感興趣的是我們這群17-54歲的導演組合，考慮派Asia Insight(NHK節目)團隊來台採訪。另外
這次另一大收穫，是認識了多位中國和東南亞的製片或導演，例如香港的廖茗（Doc-China）、中國的杜海（江南棄兒），還有資深印度導演Supriyo Sen，不丹導演、緬甸導演、尼泊爾導演Kharel(目前在東京大學念博士)、越南導演Hung Thanh Dao(Colors of Asia 2017)，他們多半對我們的作品感興趣，互相交流很多拍攝經驗。我有邀請他們其中幾位來參加台灣的國際紀錄片影展，也希望未來有機會能促成公視和這些優秀的東南亞導演合作，開啟台灣自己的國際合拍之路。
後記：國際提案內容與形式的思考
我個人過去是記者出身，因緣際會踏入紀錄片領域，不像有些導演從小就立志拍電影或當導演。我透過紀錄片工作來理解這個社會與世界，也經由紀錄片創作來表達我的世界觀與終極關懷，經常在思考的是，我的作品到底對我生存的社會有什麼樣的聯結與意義。
開始接觸國際紀錄片提案會至今，有時會覺得某些片子的題材與拍法貌似本土，但實際上是為了迎合西方觀眾品味，縱使可以在提案會展露頭角拿到可觀資金，但最後的作品其實與自己的國家社會沒有太大的關聯。今年在日韓一樣可以看到類似的例子，比較偏向於西方人會有興趣的奇人異事或文化奇觀，基本上很容易入選，但還好評審們似乎也存在了一些政治正確的考量，所以例如Prison Circle（日本司法人權）、A Bike Bookmobile in Bamiyan（阿富汗教育人權）等故事性顯然較弱的題材，也能夠在東京提案會入選。而能夠兼顧議題及人物故事的提案如I’m a CODA（美國聽障父母之女的成長歷程），最能夠獲得評審們青睞。這也許是未來台灣提案導演可以參考的方向之一（但對日本來說這是一個外國故事）。
除了內容的選擇，提案的形式或技巧當然也是關鍵。既然英文是提案會的主要語言，片名與Logline（兩行內說出影片核心價值）的設計不容忽視，而故事大綱與提案敘述，必須很清楚地說出導演觀點、故事主軸與影片重點，然後以簡明的英文翻譯出來。這些應該都是台灣提案者比較弱的部分，尤其是，如果導演自己都還沒辦法決定影片的觀點及敘事線，英文翻譯的部分就不可能為提案加分。
仁川提案會Rough Cut Sales的片花（約8分鐘）展示中，可以看到各組剪接師的剪接實力，幾乎可以想像未來作品的樣貌，其中印度題材的Singing With Angry Bird，我看了兩次，在結尾時都忍不住流下眼淚。
當然，我們都知道，通常片花不等於正片，而且越好看的片花，越容易讓我們對後來的正片失望。但是在提案性質的國際競賽中，片花仍然是最能讓評審判斷製作團隊實力的主要依據。
除了文字介紹、片花之外，再來當然就是提案者的臨場表現。台灣提案者有可能因為英文能力較差而對國際提案會打退堂鼓。我過去在國外留學時間較短，所以聽說讀寫部分，讀寫較好，聽說能力較弱，但在亞洲提案會中，國際評審不見得會用太難的英文提問，尤其一般對話更容易確認對方的意思。如果想用英文提報，就事先準備好講稿（反正也只能講重點），如果用本國語言提報，就早點把稿子給大會口譯人員，他們就會盡量把你的意思翻譯給評審了解（在東京提案會中，現場甚至還有中文口譯）。至於和日韓及東南亞導演交流，他們的英文程度，基本上和台灣人也不會相去太遠。
以上只是在強調，磨煉英文當然重要，但也不需要把這項當做是成敗關鍵，個人認為，作品的題材，有趣的觀點及強有力的片花（當然好的英文翻譯文字不可少），才是國際提案會的制勝王道。德國的資深製作人Antje Boehmert說的很白，他們這些國際評審每次都要看一堆片子，接見一堆各國導演，根本很難記得誰是誰，所以提案者不需費神自我介紹或拼命發名片，而應專注在自己的提案說明（最好A4紙不要超過4頁），設法直接用故事及影片來打動他們比較重要。
總結來說，參與國際提案會是磨練自己，爭取國際資金的重要管道，但還是要記得拍紀錄片的初衷，是為了提案而找錢，而不是為了找錢而提案。先發掘自己真心關切的題材，思考如何讓自己的片子對拍攝的對象與我們身處的社會產生意義及聯結，進而從中提煉具有普世價值及共通人性關懷的元素，那麼就能做出一個對本土與國際觀眾都有吸引力的作品。也許可遇不可求，但在拍片資源較為窘迫的台灣，總是一條可以開闢的道路。
東京提案大會提案Main Pitch Day現場照片